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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著堅守,克難攻堅
發表日期: 2015-12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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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平研究院的良好發展勢頭由于“七七事變”,北平淪陷而中斷,1938年被迫南遷昆明。而在上海,藥物所開始還以中法大學名義留在法租界內繼續工作。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,上海租界淪陷,滯留在法租界的藥物所也被迫停止工作。此前由于趙承嘏的多年經營,藥物所擁有精良的儀器設備,在遠東地區也頗負盛名。對此日本人觊觎已久,研究所遭到日本憲兵的搜查。爲保護儀器設備,趙承嘏多次被日本憲兵司令部傳訊,他均無所畏懼,設法將全部儀器保護起來。期間同在福開森路395號的鐳學所,一台價值千磅的感應電爐被日本憲兵扣壓,趙承嘏不顧個人安危,邀法國公董局官員共同出面,以法國財産的名義與日本人力爭,使得已到碼頭待運的儀器保留了下來,顯示了一個愛國學者的凜然正氣。

  從1938~1941年,趙承嘏分別與梅斌夫、朱任宏、朱恒璧、陳克恢、朱子清等合作,繼續對國産藥材進行化學及藥理學研究,包括細辛、三七、鈎吻、大戟、羊角藕、蚯蚓、黃藤、菜蟲藥(雷公藤)、常山等,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,在《美國化學會志》、《德國化學會志》、《中國生理學會志》等刊物發表論文10余篇。還受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委托,對黃藤、菜蟲藥兩種藥材進行檢驗;與衛生署中央衛生實驗院合作研究中藥常山的抗瘧作用,取得重要成果。

  1944年夏,汪僞政權一度派員接管藥物所和鐳學所,但好景不長,不久便因維持不下去,草草收場。之後趙承嘏封閉了兩個所的全部研究室和物品,直到抗戰勝利,兩個所重回北平研究院。由于身處汪僞政府的核心城市,他因此背負了教育漢奸的嫌疑。這影響了他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。趙承嘏獲得北京大學、中國藥學會、中國化學會、北平研究院的提名,並通過選舉籌備會的初步審查。1947年10月15~17日,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年會舉行,趙承嘏進入到152人名單,但大會對初審通過的院士候選人做進一步審查時,本著從嚴把關甯缺勿濫的態度,化學組刪去了薩本鐵(曾參加僞北京大學)與趙承嘏。這些不公正的待遇沒有影響趙承嘏的心情和科研工作的熱情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好转,反而急剧恶化,药物所又进入举步维艰的日子。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,赵承嘏及其领导的药物所依然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赵承嘏带领助手高怡生等,与药理学家张昌绍、陈克恢先生等人合作,继续研究常山的抗疟有效成分。他们从常山中分到3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,并发现常山丙碱的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48倍。这一研究成为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常山抗疟热潮研究中的“高峰”,赵承嘏等人关于常山碱化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于《美国化学会志》(J. Am. Chem. Soc.),张昌绍等药理学研究论文发表于《自然》(Nature)和《科学》(Science),足见当时这一研究的水平之高。通过这一研究,还培养了高怡生院士和周廷冲院士等一流的化学和药理学人才。

  图1 1936年,司法行政部法医学审议会成立大会(赵承嘏:第一排右二)

  

  图2 常山

  赵承嘏攻读的是有机合成学位,初期研究的主攻方向也是有机合成,为了挖掘我国中草药这一宝库,他放弃有机合成专长,转用化学手段研究中草药有效成分。但他对于中国药学发展的思考是全方位的,其深刻地意识到,天然产物的结构改造和合成药物已经成为国际药物研发的主流,中国药物的发展道路也必须走这条道路。因此,中国药学的发展需要有机合成的人才。常山抗疟作用课题告一段落后,赵承嘏建议高怡生前往英国留学,主攻有机合成。1948年,高怡生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,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,师从与赵承嘏同出曼彻斯特大学小潘金师门的著名有机化学家、194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伯特.鲁滨逊(Robert Robinson)教授,进行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。 

  图3 赵承嘏在实验室

  1949年春,上海解放在即,李石曾來到藥物所,告訴趙承嘏船已經准備好,要把藥物所轉移去台灣。當即遭到趙承嘏的斷然拒絕,他對李石曾說:這些設備不能拆,不能搬。因爲趙承嘏堅信內戰結束後,國家安定,科學事業會有新的發展機會,而藥物所是他決心終身工作的場所,他絕不會離開。直到全國解放前夕,藥物所僅剩4人,經費無以爲繼,工資發不出,每人每月只有一塊銀洋維持最低生活,趙承嘏設法與光明藥廠合作,仍艱難支撐著藥物所,直到新中國成立。由于趙承嘏的堅守,藥物所的血脈保存了下來;由于趙承嘏的堅持,藥物所得以留在祖國大陸。他終于迎來了爲“尋找治療疾病的新藥,爲人民解除病痛”的理想繼續奮鬥的新時代。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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